虽然说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与区域增长极理论有出入，但将它的思想应用于区域开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增长极理论中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抽象的经济空间结构中，但任何活动也必然依存于一定的自然实体，不能说增长极理论是针对区域开发而设，却可以认为，增长极理论思想是区域开发的指导思想。

从实践上看，增长极理论是建立在非均衡发展基础之上。

它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指由于某些主导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大企业在核心区或大城市的集聚，导致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和相关的外部经济，从而通过自身增长迅速的增长极对临近地区产生强大扩散作用，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

这一理论的实质是一种区域内部发展理论，强调区域内部增长中心本身的形成与发展，通过增长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从增长极理论产生的背景来看，增长极理论的形成主要针对经济发展步入成长阶段或成熟阶段的区域而言的。

佩鲁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其前提是市场的有效需求，市场的有效需求的形成必须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发达经济的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落后的地区环境条件等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落后地区或萧条地区一般缺乏商品市场的开发能力及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新的企业无法发展。

增长极理论提出后，被许多国家用来解决不同的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

70年代以后，增长极理论曾广泛应用于不发达经济和不发达地域经济发展，成为指导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许多国家试图运用这一理论消除落后地区的贫困，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在一些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地区也曾收到一定的效果。

其中取得较大成功的国家有巴西和马来西亚。

（1）在巴西的应用就巴西而言，它在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时期，采取种种激励手段来刺激亚马逊河流域等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

如把首都从繁荣的里约热内卢迁往落后的巴西利亚，修建贯穿亚马逊河流域的公路体系，鼓励向落后地区移民，同时，重视落后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开辟新工业区，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开辟内地自由贸易区等。

在政府政策的扶持下，位于亚马逊河中游的“玛瑙斯自由港”成为巴西最大，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特区。

它被作为推动巴西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辐射中心，有效地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2）在马来西亚的应用马来西亚曾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在东南亚金融风暴之前，马来西亚不仅经济高速增长，而且国内经济稳定、地区间收入分配较公平。

该国成功的经验是鼓励出口工业，实现了产业升级，大部分新工业为高科技产业，从而提高了马来西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同时，该国政府针对国情提出了适度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既不损害发达地区的经济利益，又使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能快速增长。

马来西亚东部落后，西部较为发达，因此该国开始采取了与佩鲁的增长极观点较为接近的政策，为创新创造垄断机制，并鼓励在一定时期内将增长集中于特定的产业和特定的地区。

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马来西亚开始减少向繁荣地区如雪兰莪地区的人口流动，前提条件是以不损害繁荣地区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活力为原则。

不过政府也不鼓励私人投资流向特别贫困的地区，而是鼓励人才和资金向中等发达地区转移，如转移到比较发达的帕朗地区。

因为这些地区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潜力，其经济扩张力大到足以克服发达地区带来的不利的回波效应。

政府通过向帕朗地区投资，为建立西北地区的增长极提供优惠政策以产生扩散效应。

这样就使那些相对贫穷、停滞的地区逐步发展为富裕的地区，尤其是政府对高科技电子等创新产业的扶持，带动了许多企业的模仿和不断创新，使帕朗和周围地区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子产品出口基地。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发展全国各地的贫困中小城市。

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政策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础，采取的政策符合自身国情，既充分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又力求克服其不利的回波效应；既考虑到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又兼顾了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地区发展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问题。

这两个国家成功的经验表明，应当把增长极理论与本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同时，还需要正确的政府行为，政府应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制定开发落后地区的合理政策规划，以促进落后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但也有一些国家将增长极理论作为制定地区发展战略依据，希望借此实现经济增长，但结果并不理想。

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等国曾先后遇到这一问题。

意大利、西班牙曾参照增长极理论，组成几个大小不等的“工业发展区域”和“工业化核心”，却因为忽视农业和中小企业的作用、推进型企业与当地自有资源脱节、严重依赖外国资源、不能有效吸收当地劳动力等原因，未能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这些增长极被喻为“嵌在落后地区的飞地”。